《1987》加害、受害者全用真名!南韓敢揭歷史,台灣呢?

彭紹宇看韓國 彭紹宇 Wenny Peng

1997年出生,政大外交系學生,從娛樂、戲劇、社會與各種觀察視角,與你..

文/彭紹宇

距離韓國前一部轉型正義電影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(택시운전사)上映還不到半年,這部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又再度喚回韓國人30年前的集體回憶。1980年代爭民主、爭權益的聲音言猶在耳,那些動盪時刻的確成為現今南韓發展的重要養分,而一部又一部反思歷史的電影佳作,也讓我們看見韓國藝文界在推動轉型正義上的爆發力有多麼豐沛。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重現南韓6月民主運動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此片背景為1987年的「六月民主運動」,或許台灣人對於這個歷史事件不甚熟悉,不過你還記得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中勇敢的光州人嗎?「光州事件」發生於1980年5月,雖然當時造成許多無辜平民遭軍人無情鎮壓,但因為當局消息封鎖以及呼應者有限,並沒有完全撼動全斗煥的政權城池,一直到了7年後,南韓人民對於軍事獨裁、軍人干政愈發無法忍受,才發生起初由學生登高一呼,後續蔓延至全國的政治示威運動,而這部電影的故事也就由此說起。

▲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劇照。首圖大小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猶如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續篇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「六月民主運動」串連韓國上百萬人的支持,市民上街吶喊、車輛司機聯合按喇叭抗議等團結的展現,即使現在看來也相當不容易。我們都明瞭民主價值得來不易,往往是由前人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,而幾個意外又點燃了韓國人的憤怒,包含首爾大學生朴鍾哲(박종철)在南營洞(韓國獨裁時期專門刑求犯人的區域)遭水刑刑求致死,當局卻試圖隱瞞事實,再加上遊行中,延世大學生李韓烈(이한열)不幸遭催淚彈擊中昏迷,在一個月後死亡──這些年輕的生命逝去不但沒有被政府如願掩蓋,反而激起人民更加高漲的不滿情緒。

▲韓影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,河正宇飾檢察官、金倫奭飾警察局處長、金泰梨飾姜棟元女友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▲河正宇在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飾演關鍵人物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這個運動最後結局是成功的,然而它之所以成功的因素,一部分也歸功於當年的歷史背景,當時南韓於隔年(1988年)舉辦奧運,因此美國不能再任由時任總統全斗煥以武力鎮壓平定,且若輕易動武,很可能會損害韓國的國際形象,一個如此在乎面子的國家,好不容易申辦到了奧運,當然要展現最完美、最有現代化的形象給國際社會看,自然對於動亂,無法再如過往般恣意妄為。

而國際奧委會對南韓政府處理動亂能力的質疑與施壓,使得全斗煥不得不認清其喪失民心難以挽回,最終於該年12月舉辦南韓實質上第一次總統直選,盧泰愚也在隔年成為首位民選總統。1980年代踽踽走來,南韓人的血汗淚可說是沒有白流。

這部電影可配合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一同欣賞,兩部皆強調對於真相鍥而不捨地追逐,與「即便你是普通人,也絕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」的感人信念。

▲《1987》姜棟元。(圖/車庫提供)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李韓烈角色由姜棟元飾演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橋段,片中女大學生對飾演積極參與示威的男大學生(原型即為李韓烈)說:「你們以為這樣做就會改變這個世界嗎?不會有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的。」恐懼是自己最大的敵人,身為一個對抗政治強權的百姓,所作所為渺小地像是以卵擊石,但如同那位男大生所回:「我也很想這麼相信,但我做不到。」就是因為這樣一份外人看來的愚蠢和天真,才真正推翻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,沒有人知道這麼做能不能活著回來,但卻深知這條唯一的路只能走上。

罕見地,儘管集結金倫奭、河正宇和柳海真等堅強演員陣容,這卻是一部「沒有主角」的電影,數個主要演員中沒有哪一位角色的戲份明顯較多,而起初一連好幾個人物登場,也可能讓觀眾有些混淆,不過或許也呼應了那個年代——沒有哪個人是主角,每一位躋身抗爭的人,都是成就一個時代的英雄。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。(圖/車庫提供)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集結各個實力派演員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此外電影更令人驚嘆的是,歷史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名字都真實出現在片中,這也顯示韓國清算歷史教訓絲毫不避諱,力道拳拳到肉。這部片動人但不過度煽情,理性描繪事件過程卻不枯燥,反而讓人在看完後產生對這段歷史深入挖掘的好奇心。只不過可能受限於影片長度,由失敗到成功的轉折細節並未呈現太多,我認為若電影能多交代點轉寰過程,可能會為其帶來更大的教育意義。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▲《1987: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即將於1月12日在台灣上映。(圖/車庫娛樂提供)

「台灣為什麼拍不出這種電影?」如此自問,隨著南韓《華麗的假期》、《正義辯護人》和最近的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等電影持續出現,不但顧及歷史反思價值,同時又平衡商業與娛樂性,票房表現皆亮眼。

相對地,台灣轉型正義作品卻寥寥可數,原因之一可能是部分人不希望藝術牽涉政治,尚未成熟的歷史意識反而又會讓作品失焦,而且相較南韓今年超過2億人次進電影院看國片,台灣人對自己作品都不太支持了,電影創作者又怎麼敢觸碰這種「不會賣」的嚴肅題材?

或許我們不應再無理地要求「藝術歸藝術,政治歸政治」,在看見別人是怎麼反省過去所犯的錯誤同時,我們有沒有那份勇氣與理性回首檢討,而非一再淪於被政黨分化社會的政治工具,否則未來恐怕只會有更多的文青與小清新,無止盡地複製再複製。

彭紹宇

1997年出生,政大外交系學生,從娛樂、戲劇、社會與各種觀察視角,與你們分享任何不該錯過的韓國大小事,現自學韓文中,致力守護心中的小行星。看更多請至部落格【彭紹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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