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氓的正義　導演鄭文堂

圖文／鏡週刊

鄭文堂似乎跟誰都處得來，例如7年前他就任宜蘭縣文化局長時，朋友們說他撐不過半年，結果他做了2年半。「議員找我聊天，我就坐在那邊天南地北聊，跟他講電影怎麼拍，還說他的型很像柯俊雄。」有議員聽了說：「你找我當男主角，（演什麼）我都不過問！」他妙回：「我寫寫看，不一定寫得出來。你要當好人還是壞人？」

議員與政務官的交鋒，到了鄭文堂口中成了充滿趣味對白與豐富影像的電影場景，那是2010年至2013年，他人生中僅有的當官歲月，其他時候則拍電影、電視劇、紀錄片…，擔任導演並通常兼編劇。

為什麼有錢人都不會替窮人想？

他的作品題材廣：土地、女性、愛情、政治，共通特色是以底層弱勢者為主角：礦工、農民、酒女、吸毒者…，2002年他的第一部電影《夢幻部落》拍的是原住民困境，就獲得威尼斯影展的影評人週最佳影片，該片也獲選那年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。

鄭文堂有著一股親切的零距離歐吉桑氣息，這天我們與他約在剝皮寮古蹟拍照，他一路忙著與認識、不認識的攤商打招呼、聊兩句，毫無導演架子。他說先前曾在此拍片，頗熟，又告訴我們某家菜頭湯好喝，行經卡拉OK店他也能介紹：「這裡唱一天大概從150元到330。」

今年59歲的鄭文堂曾在8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，他拍礦災、雛妓等紀錄片，擔任導演後拍過不少商業廣告，後來他拍電視劇、電影，仍偏好社會議題，例如2年前他執導的公視電視劇《燦爛時光》，講的是228、轉型正義，又如年底即將上映的新片《衝組》，他拍土地正義、國家暴力，甚至最敏感的「中資」議題。

他與我們聊到，最喜歡的導演是英國的肯洛區（Ken Loach）。肯洛區的電影正是以拍弱勢者著名：精神病患、小偷、藥癮者、工殤者…，他也探討政治議題，最賣座電影《吹動大麥的風》既批判帝國主義，同時也質疑那些為了國家獨立而棄守核心價值的民族主義者。

肯洛區是牛津大學法律系畢業，作品充滿著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，鄭文堂的電影，則是來自紮實的切身經歷，他在回顧一樁往事時便自我定義：「為什麼有錢人都不會替窮人想？這是我創作的主軸。」

那是他國小某一年寒冬，母親替多戶人家洗衣服，某戶人家特別愛乾淨，即使長褲，即使寒流，也必定每日換洗所有衣物，母親日日在寒冬中搓洗成堆衣服，鄭文堂也幫忙搓洗牛仔褲，他不禁問母親：「他們為什麼每天都要換衣服，怎麼都不替我們想？」

家窮要翻身，找一個出來做流氓。

鄭文堂是宜蘭人，父親外遇，母親1人養活5個小孩，「我媽早上幫人洗衣服，洗完去工廠做工，晚上在餐廳洗碗。」家裡窮到常得去雜貨店賒米，「借到後來，兄弟推來推去，這次換你去啦，就跟我哥猜拳，因為去賒米會被白眼。」住家是類似違章建築的一樓平房，「走2分鐘就到紅燈區，附近流氓最多，還有毒販、賭場。」

他回憶，有時深夜睡到一半，會發現旁邊多了個人，因為警察每次去抄非法行業，開賭場或毒窟的鄰居叔叔便逃到鄭家，窗子一推，躲進鄭文堂的房間，「冬天還會窩在我的被子跟我睡一起。」

母親從餐廳洗完碗返家已是半夜2點，「有一次我半夜醒來發現媽媽一直在摸我的手，還想說我媽怎麼這麼感性，後來她說，怕我們注射速賜康（毒品），她在檢查我們手臂有沒有針孔。」

母親的憂慮不是沒由來，鄭文堂說，自小人緣好，狐群狗黨的朋友很多，「同學後來都在黑道。」他也差點被相中去當黑道，某天，一位黑道親戚來家裡找鄭文堂的母親商量，說鄭家經濟苦，「恁這間厝若要改變，找一個出來做流氓。」隨後指向鄭文堂：「這個尚好！」

鄭文堂笑說，可能因為自己較會讀書，加上周遭環境讓他有一股兄弟味。原來黑道選人才也講求文武兼備。幸好鄭文堂無意當流氓，他說，從小就體認唯有讀書能翻身，能幫母親減輕負擔，因此玩歸玩，他沒忘記努力讀書，最後成了狐群狗黨裡唯一考上大學的。

「我填100個志願，落到第99個。」他壓根兒不知文化大學戲劇系是讀什麼，但發現電影是可謀生的一技之長，他到太陽城西餐廳打工負責燈光，那是秀場年代，豬哥亮與崔苔菁在太陽城的秀最紅。

畢業後他從場記做起，後來到了知名的奧美廣告，20多歲就月入5萬多元，他娶妻生女。然而，那幾年礦災頻繁，動輒數十甚至上百名礦工罹難。那是80年代，社會運動興起，鄭文堂也跟著一股青春熱血，他辭去人人稱羨的工作，拿起攝影機拍攝礦災紀錄片。

棄家的父親，是個動物性的男人。

很快地面臨經濟難題，他窮到挖零錢來生活。後悔嗎？「苦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太衝動，哎，怎麼這麼不會想。」不過他說，後來便努力拍廣告、MV，甚至工商簡介影片賺錢。而今回顧，「我算是很會賺錢的導演，有達到我小時候的志願，翻轉家裡的經濟。」

他的作品為人熟悉的是探討社會議題，但影評人藍祖蔚觀察敏銳：「他像自由自在的自耕農，在自己的一小方田地深耕，題材豐富，格局或許不是挺大，但自成一番風景。他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女性、對弱勢的關切，像有一部作品是改編自張惠菁小說《蛾》。」

鄭文堂也說，即將上映的電視劇新作《奇蹟的女兒》改編自楊青矗的小說，「講的是我媽媽那一代沒機會受教育、要養家的女工們的故事。」母親，或許才是貫穿他所有作品主題的核心吧，那個寒冬中不停洗衣服的勞苦女性。

父親呢？他猶豫了一會兒才說，父親很早便外遇另組家庭，僅除夕等大節日返家，「我們年夜飯都5點開始吃，他要搭7點30幾分的火車趕回台北，有另一場年夜飯。」怨父親嗎？他說，父親幾年前過世，「會站在我媽那邊同情我媽，但不會恨我爸，帶著理解，他只是一個…動物性的男人，並沒有打小孩或做什麼。」

碎念沒用，要自己去面對下一餐。

鄭文堂前一部電影是《菜鳥》，那是他擔任文化局長閒暇寫的劇本，由於仍想創作，最後他請辭。電影拍出來，有個角色是議長，是大魔頭，議長的兒子吸毒、販毒，還將一位學生打成植物人。警方破不了案，因為議長向警局施壓。劇終卻又翻轉，真正讓警方抓不到人的，是那些警察本身，如此他們才得以持續向議長索賄。

黑道、白道、毒蟲、酒家女…電影裡一張張臉孔栩栩如生，角色之間的曖昧關係更是寫實。童年的生活經驗，成了鄭文堂作品裡最令人驚豔的呈現。鄭文堂笑說，議員們都很捧場去看了，「看完都調侃說：『你寫的（議長）係伊對否？不是寫我對否？』呵呵，都在說別人。綜合體啦，沒必要點名，我想講的是台灣那一套。」

他不菸不酒早睡早起，偶爾情緒低落，「就在家裡自我療傷，好悶啊！怎麼那麼慘，人家年輕導演一出去就是（製作費）5千萬元，我拍這麼久了，每部片都沒超過2千萬元。但我不會跟朋友抱怨，窩一天就會想說不行要去解決問題。可能跟成長背景有關，家裡窮，碎碎念沒用，要自己去面對下一餐。」他向來獨立製片，新片《衝組》2014年開拍，斷斷續續，錢燒完就暫停，籌到錢才繼續拍。

他務實、內斂，十分懂得掌控情緒。《衝組》與閃靈樂團合作，那時主唱Freddy林昶佐還沒選立委，也軋一角，2人熟識十多年，林昶佐回憶：「一般導演在拍攝過程中會一直很煩惱怎麼去找錢，鄭導不會，他完全投入、很享受，拍完才煩惱怎麼找錢。像他之前拍某部電影時，我LINE他都不回、打電話也不接，找他找了十幾天才找到。」

2002年鄭文堂拍第一部電影就得獎，他卻擔心自己變成「一片導演」。而今已拍了7部，他卻又嘆道，至今沒有一部賣座，「拍完《菜鳥》我本來以為應該拍了一部賣座的電影。」票房多少？他黯然道：「400萬」。

快60歲了，他說，而今心願是拍一部賣座、引發大眾共鳴的電影，他懊惱自己總抓不到大眾共鳴。倒是好友、雲林縣華南國小校長陳清圳一語道破關鍵：「他的電影主題都很沉重，看主題就知道不會賣座，呵呵。他不迎合市場，一直用影片表達他對社會的看法。」

硬題材想叫好又叫座，談何容易，肯洛區拍了一輩子電影也沒幾部大賣座呀。鄭文堂卻不甘：「很悶，鬱卒，覺得懷才不遇，為什麼我這麼努力了還是…」不過隨即又說：「悶不會太久，就一天，有什麼好講的，就是你功力沒到嘛。」沒什麼好怨的，隔天醒來繼續努力便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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