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秉泓/《少女離家記》:如何擁有自己的門窗

▲《少女離家記》劇照(圖/翻攝網路)

文/鄭秉泓

一間房子,父母雙亡的五個姊妹,照料她們的奶奶與叔父,接二連三的婚禮,以及一輛卡車,《少女離家記》是關於青春與死亡,愛情與親情,叛逆與出走的故事。

電影的開場,五姊妹中年紀最小的萊莉緊抱迪麗老師不讓她走,迪麗老師要她保持聯絡。話別之後,萊莉和姊姊們離開學校,來到海邊,背著書包、穿著制服的她們,和幾個男學生玩了起來。她們的長髮在金色陽光照耀下顯得閃閃發亮,雪白的襯衫因為被海水打溼,健康稚嫩的胴體於是若隱若現,她們毫不在乎,甚至跨坐在男孩肩上玩起騎馬打仗的遊戲。如此肆無忌憚,如此揮霍青春,如此開闊自由,這是整部《少女離家記》最美麗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場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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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樂時光結束以後,女孩們返家,遭到祖母與叔父的責罵,然後她們被軟禁無法外出,被逼迫終日學習縫紉和烹飪,與其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替她們找到好的歸宿,不如說大人們(無分男女)恐懼不及早「保護管束」這幾個少女的話,他日橫衝直撞必有後患,甚至會危及到大人們習以為常的體制規範。

▲《少女離家記》劇照(圖/翻攝網路)

這部片代表法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成功入圍前五強,同時還在象徵法國電影最高榮譽凱撒獎獲得最佳影片、導演、原創劇本共計九項提名(最後贏得最佳原著劇本、剪輯、首部作、原著音樂),卻是由土耳其裔的法國籍導演丹妮絲坎澤艾胡芬在土耳其所拍攝,講的也是土耳其的故事。

有個拍片花絮非常值得一提,導演在電影開拍前四週發現自己懷孕,製片竟發群組信昭告天下並以此理由離開團隊,這位製片自己也是女性。幸好後來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替補的人選。這段發生在現實戲外的插曲,恰好和戲內五個少女所面臨的處境遙相呼應,同時更微妙地說明,何以《少女離家記》故事中多數的成年女性角色,除了只在片頭片尾現身、象徵進步思想的迪麗老師之外,其他包括祖母、阿姨、鄰居太太等人,無論是否對女孩們的遭遇表示同情、理解,無論是否認同國家、宗教、社會的價值觀對於女性的不平等待遇,無論對女孩們採取威脅利誘或是懇談勸導的態度,她們終究被動地選擇站在體制這邊,不願意起身反抗的理由。

《少女離家記》除了令人想起澳洲導演彼得威爾早在1975年完成的少女電影經典《懸岩上的野餐》(Picnic at Hanging Rock),片中對於穆斯林女性困境的刻劃則類似伊朗導演賈法潘納金的《生命的圓圈》(The Circle)和《花漾足球少女》(oFFSIDE)。不過,它最最接近的,無疑是蘇菲亞柯波拉在1999年初執導筒、以空靈飄忽的絕美影像演繹故事背景設定在1970年代美國密西根州五名少女相繼自殺事件的《死亡日記》(The Virgin Suicides)。我想,丹妮絲坎澤艾胡芬之所以將這部少女電影編寫得與《死亡日記》如此相似,想必是為了傳達永恆不變的女性困境——那是對於無路可出的青春的無盡悲鳴,也是對於死亡做為唯一解決方式的病態憧憬。

▲《少女離家記》劇照(圖/翻攝網路)

幸而,《少女離家記》並沒有流於無病呻吟的自我耽溺。做為首部劇情長片,丹妮絲坎澤艾胡芬對於少女情懷的詩意捕捉,對於女性身處封閉環境渴望出逃的內在轉折勾勒,以及那種介乎浪漫與危險、既朦朧又曖昧的情感和慾望流動的拿捏,成績令人驚豔的。歷經法國、土耳其大規模少女海選,五姊妹最後有四位是由素人演員出任,在丹妮絲坎澤艾胡芬的成功引導之下,她們的表演不僅深具說服力,那種極度自然、如詩般飛揚的青春氣息,更是《少女離家記》擄獲人心的關鍵所在。

丹妮絲坎澤艾胡芬以五姊妹中年紀最小的萊莉為敘事觀點,是很聰明的策略,同時暗含批判。由這樣一個發育尚未完全的未成年女孩來看四個姊姊的遭遇——既然主動尋找真愛是一種反抗,自己決定何時何地如何破處是一種反抗,尋死也是一種反抗,那麼何不逃走呢?逃走不僅是反抗,還需要週延的計畫,以及臨機應變的膽識。只要有心,囚籠也可以被翻轉成為保護自己的堡壘。整部《少女離家記》中各式各樣的囚籠符號,原來正是為了成就囚籠被逆轉成為對抗父權的堡壘,那個無比振奮人心的一刻!

▲《少女離家記》劇照(圖/翻攝網路)

《少女離家記》的英文片名Mustang,意指野馬。家,就像是圈禁野馬的牢籠。而野馬其實是屬於草原的,牠們想方設法,就是要衝出牢籠重獲自由。不過,丹妮絲坎澤艾胡芬並沒有天真到讓少女們的「離家記」等同於得到自由,電影結束於一個充滿希望但前途未卜的象徵性畫面,這樣的懸而未決,是來自創作者的誠心祝福,以及對於少女離家所需要的勇氣的肯定。

吳爾芙曾說,想要寫作,必須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。在《少女離家記》那樣的封閉國度,有錢和自己的房間遠遠不夠,最好還要有決定自己門窗開關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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